数据加载中，请稍候...户籍登记制度古已有之，但与中国1958年开始执行的户籍制度不是一回事。1949年之后，共产党建立了新的政权，在战后的七八年中，中国的经济复苏很快，并且承受了朝鲜战争的重压。那时，并没有邪恶的户籍制度扰乱正常社会秩序。相反，中国的经济混乱，恰恰与户籍制度的推行步调一致。1959-1961年，是人祸导致的大饥荒。1966-1976年是文革，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结论，那是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。
有人说户籍制度曾经产生过好的作用，就是说在大饥荒、大动乱中，严格的户籍制度成功把民众约束在各自生活的地方。尤其在户籍制度所相关的粮食、食油、衣物等生活必须品供给制度和就业、上学、医疗等控制措施配套下，社会一度变得“非常稳定”。可如果我们反过来思考，难道不正是那种户籍制度加重了中国社会的灾难吗？民众被户籍制度绑架，失去基本的自由迁徙权，也丧失了自由的表达权。这些基本权利的丧失，令社会发展失去活力，也失去了二战后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。30年前的中国，老百姓普遍生活素质低下，很多农民及城市贫困家庭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医疗没有实质的保障，城市普通民众特别居住紧张。那时，很多人穿的衣服是补丁再加补丁。一户人家有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就是不得了的事。
1978年之后的所谓改革开放，把户籍制度配套的一些东西逐步消减了不少。尤以粮食、食油、衣物等生活必须品为最。没有了基本生活必须品的限制，很多“农民”才进了城，实质上转为“非农”。大量三资企业、私营企业的出现，让很多人就业不必再经过劳动、人事等部门恩准。原以为户籍制度可以完全顺应时势及早取消，结果却又继续祸国三十年。
现在，不能取消户籍制度的一个理由是，如果户籍制度取消，大量农民涌进城市，将令城市不堪重负。看上去有道理，实质荒唐。城市人口增加，会对交通、环境、医疗、孩子生学等形成一定压力，但一个城市要发展，加强交通、环境、医疗、教育等方面的投入，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而这些投入，又能让城市获得大量经济回报。如今，广州、北京、上海这种超大城市的存在，完全证明农民涌进城市利远大于弊。某些农村原来计划生育问题十分头痛，但大里农民转入城市生活后，却导致人口负增长。一些城市把财政用于浪费，用于腐败，用于面子工程等而不是用公用事业。大量人口拥入，当然会让这种城市无法应对。实际上，人是逐利的动物。城市没有发展机会，并不会吸引外来人口大量进入。能够进入，也意味着进入者能在城市拥有一个立足之地，对城市何来伤害？或曰，会形成贫民窟。那些人愿意守在贫民窟，说明在那里会有可能的发展机会。如果连贫民窟也没有，他们更加没有希望。或曰社会治安会成为问题。社会治安，关键看公安和社区等组织的作用。中国民众向来习惯于安顺，人口集中，未必会产生严重的治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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