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据加载中，请稍候...这次发红包，某国有企业内部透露；企业领导人是8-10万，处级干部是5-8万；科级干部是3-5万，其它人员从1000元到3万元不等；在职人员统计下来，人平均分配不到3000元的红包；再把内退人员统计在内，竟然人平均只有2500元的红包；所以财务和上级领导也认为很合理。却不知合理的红包中，有1000多内退人员是一分钱没有；他们只是领导们多拿的分母。明明是分配的两极分化，结果平均后竟然成为合理又合法了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的‘分子’与‘分母’的概念。
身为中国人，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总在‘分子’与‘分母’中变换身份；当有利益的时候，我们是领导的分母；如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涨工资和分房，结果竟然永远只有领导的份；而老百姓总是在分母中等待。而当贡献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又成为领导的分子了；如我们的下岗运动，竟然下岗的全部是老百姓；而领导这一次竟然成为分母了，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分子与分母的概念。
中国人引进这个概念，主要是我们举国体制的结果；因为我们中国人多，所以物质财富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；但统计却是平均，所以才引发了分子是享受物质财富的；而分母是参与总数统计的概念。如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涨工资不可能平均都涨；结果我们社会百分之三十的比例涨工资。由于领导永远是关键的少数，所以基本百分之百涨；但我们的统计又与老百姓综合统计，才出现我们永远是百分之三十的比例；却领导能年年增加工资，这就是分子与分母的好处。
再如我们社会的福利费人平均的确很少，但集中起来就不少了；所以我们能年年修新房，但不可能平均分配；因为‘房少人多’，自然又是分子与分母的概念；结果每年安排百分之五的人。但老百姓太多了，不好安排；而领导又是关键的百分之五，结果领导年年住新房；而老百姓工作一辈子也没有房子，因为你永远是分母。
我们社会的分子与分母，延伸到方方面面；如我们评先进是此概念，评职称也是此概念；这就是中国特色，结果有的人永远是分母；而分子的人永远是分子。如武汉市某钢铁公司有位民主党派人士，为人正直而总不受领导重用；结果分母竟然成了他的专利。如百分之三十涨级，他竟然四年也没有涨一次；分房时被评无‘无房户’（企业内部调查的名词，规定百分之五十的解决住房），结果四次（八年中）都没有他的份。评高级职称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，他却被单位连续申报八次都没有评上；因为那些年的年轻领导们都要上，他正赶上了连续分母的年代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不服而上告；结果使得领导们都不高兴了，在下岗政策宣传之时；就破格推荐他下岗了。而且领导们还给政府信访领导答复，‘他不是说一直当分母吗，这是可是整个企业就他一人呀；这个分子该够了吧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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